东莞生态文集（林科所篇）之森林旅游的由来
中国的森林旅游活动年代久远，可以追溯到舜或比舜稍晚些时候。当时森林旅游以统治阶层的野游活动和帝王封禅为主要形式。《尚书•五子之歌》援引舜的继承人禹王遗训：“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墙，有一于此，未或不亡”。这里“禽荒”指狩猎，是森林旅游活动之一。禹王告诫后来者不可沉湎于游乐而丢了政权，可见，当时这种活动非常盛行。夏朝第三代国王太康，是禹王的长孙，不理朝政而贪图狩猎游乐，有时竟达百日不回都城，遭到百姓反对，而穷部落首领后羿则利用机会夺取了政权。但后羿不吸取教训，掌权后照样乐于游猎，不理朝政，后来在一次游猎返回时被人射杀。
封禅是一种祭祀性的礼仪活动，“封”是在山上堆土为坛，在坛上祭祀天神，报答上苍的功绩；“禅”是在山下扫除一片净土，在净土上祭祀土神，报答后土的功绩。封禅，大约可溯源于原始人群对自然山川的崇拜，也是森林旅游活动之一。相传先秦就有72位帝王封禅泰山,自秦始皇以后又有近十位帝王先后来泰山封禅。
从汉代开始，以士人(即读书人)游历名山大川，投师访友，结交有识之士，同时寻幽探胜、考察地理形势，了解风土人情和人间疾苦为主要形式的森林旅游开始盛行。“名人爱向名山游”，司马迁为了研究历史，从20岁便外出旅游，最终写成《史记》这本中国历史第一部名着。《山海经》的注者郭璞，《水经注》作者郦道元都是长期游历名山大川，进行实地考察之后，各自完成了中国历史上这两部最早的地理文学名着。
东汉初年佛教开始传入中国，东汉末年中国道教诞生，于是广大平民怀着依赖神佛救助和精神上得到解脱的愿望，纷纷到佛寺、道观求仙拜佛。加上这两种宗教的庙宇大多在僻静的山林地区。那里的自然风光十分诱人，或山清水秀，或雄奇险幽，易于引起人们游览观赏的兴趣。便有越来越多的平民为主的以宗教活动为名的旅行群体，加入到森林旅游的行列，从而促进了森林旅游服务的发展。
南北朝以后，中国道佛两教的兴盛，仙游和释游的开展，僧道的深山修行和广大善男信女的进山朝拜，构成了很具特色的群众性森林旅游活动。许多风景名山都成为宗教胜地。山西五台山、浙江普陀山、四川娥眉山、安徽九华山成为着名的佛教四大名山；道教有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七十二福地。
唐宋时期士人游历名山大川，投师访友，结交有识之士，了解风土人情和人间疾苦进一步发展。以大诗人李白、杜甫为例，他们都是酷爱云游四方的旅游家。李白二十岁便开始在蜀中漫游，登临过峨眉、青城等名山；几年后又游历了燕赵、齐鲁、江浙一带的名山大川，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他的极为丰富的游历和特有的博大胸怀，铸就了大量不朽的旅游诗篇。在他的笔下，山川树木呈现出一派雄奇瑰丽的景象：“连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倚绝壁”、“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巅”、“暮从碧山下，山月随人归。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和李白一样，大诗人杜甫在饱览祖国各地壮美的风光之后，写下了大量记游山水的诗篇，展现了祖国河山的雄伟和秀美。《望岳》是这类诗的代表。这一时期还有许多着名的诗篇或游记，也大都直接描述森林旅游中的景致。其中不乏名篇，如王维的《竹里馆》、张旭的《桃花习溪》、张继的《枫桥夜泊》、贾岛的《寻隐者不遇》、柳宗元的《江雪》、程颢的《春日偶成》、朱熹的《春日》等等，都是吟咏山林风光的绝唱；着名的散文体裁游记，像柳宗元在永州的多篇游记、欧阳修的《醉翁亭记》、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苏轼《游钟山记》等等。
同时，以宗教活动为主要内容的森林旅游较以往更为兴盛。平民百姓到名山大川求仙拜佛也进一步兴盛，佛寺道观蓬勃发展，除了接待善男信女外，还利用各种节日举办庙会、设食宿、商店、游乐服务等等，因此出现了成群结队求仙、游山看水的热闹场面。有些庙宇还大量进行人工植树，以强化森林气氛，使善男信女及游人得到更多的享受和愉悦。
到元朝，皇室和王公贵族入主中原后，也同样热衷于游猎。但对士人和平民百姓的活动则严加限制。禁止江淮以及北汉人迁往江南；封禁山林川泽，连军队驻地范围内的山林川泽所含禽兽鱼鳖，也都“悉供内庭，诸捕猎者座罪”。可见元朝时期的森林旅游只属于统治阶级，而平民的森林旅游已经大大倒退，仅相当于商周期时期状况。
明清时代出现了一大批带动森林旅游的文学家、诗人和学问家，如归有光、徐霞客、钱谦益、袁枚、姚鼐等。这一时期平民阶层的森林旅游活动仍以佛寺道观的宗教活动为旅游目标，通过庙会游览山林，其规模达到了盛况空前。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经济成分开始发生了某些变化，但直到1949年10月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这长达110年的时期，中国的国民经济没有多大的发展，在全国4亿的人口中，人民群众没有能力参与旅游和森林旅游。所以始终不具备形成旅游市场的条件。特别是森林旅游，还只是停留在旅游活动阶段。
森林旅游作为一个产业，得到蓬勃发展是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的事。随着改革开发，经济的发展，参与森林旅游活动游客范围越来越广，森林旅游的形式越来越丰富。